制造业企业的困境
首先，出口退税率下调，人民币不断升值，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2007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降低或取消了多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纺织品、服装、鞋帽、塑料、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普遍下调了3%-8%。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对于日渐艰难的出口企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其次，原材料价格上涨，新劳动法生效，企业成本不断上升。2010年，我国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6%，制造业所需的大部分生产资料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随着2008年新《劳动法》的实施，用工成本不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我国工资总额同比上涨14.16%。生产成本与用工成本的增加使制造业企业不堪重负。事实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已促使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基地转移至印度、越南、泰国等成本低廉的地区。
再次，企业融资困难且成本高，缺乏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基础。在当前的宏观调控形势下，有限的贷款规模难以满足广大制造业企业正常的融资需要。以广东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广东民营与外资制造业企业上百万家，潜在的资金需求达2万多亿元，而银行仅能满足40%的资金需求， 95%的制造业企业缺乏资金。此外，持续加息也加重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最后，OEM生产方式的固有风险突出，附加值低，易受冲击。外包商控制着品牌和分销渠道，OEM 企业基本处于技术和市场在外、生产在内的境地，这种只求规模效益的盈利模式是不安全的，一旦国际环境出现动荡，OEM 企业将最先受到冲击。此外，因处于生产链上附加价值最低的生产制造环节，OEM企业的盈利能力低下，难以经受原材料价格和市场急剧变化的冲击，经营风险增加。
鉴于上述问题，传统的低附加值、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企业，面临资源紧张、成本上升等问题，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转型升级的空间
尽管我国制造业面临诸多困难，但仍然可以从一些方面找到升级空间。
从地域差异来看，大陆企业与台湾留守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台湾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在大陆经济开放后陆续外移，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的制鞋业、电扇、五金零件、自行车、阀门制造等劳动密集、附加价值低的制造型产业几乎整体外移。经过10余年的发展，两岸自行车、纺织业的整体绩效差距均达6倍。
从产品价值来看，产品组装与关键部件存在很大的价值差距。目前，许多产业的关键部件被外资掌控，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制造业产业链中仅赚取组装的价值。以售价499美元的iPad为例，平均成本仅为260美元，中国仅拿到11.2美元的组装费。空调压缩机、平板电脑显示屏等核心部件可达成品总成本的30%-40%。由于中国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难以快速更新产品以降低成本，直至2008年，国内仍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生产出变频压缩机。美的与东芝、格力与大金在2008-2009年进行合作后，变频空调在中国才进入普及阶段。直至2011年，国内第一大空调厂商美的电器的部分变频压缩机，仍然向东芝采购。
从企业职能来看，加工制造与生产服务的价值存在明显差距。除了产业链上重点研究领域的研发、制造和营销外，生产服务是能够为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带来足够价值空间的重要环节。在电梯、汽车等产业领域，生产服务占产业利润50%以上。日本的电梯巨头每年依靠5000台的定单依然可以生存下来。汽车业中生产服务利润空间是销售或零部件制造的2-3倍。
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在地域分布、制造业产业链以及整个价值链中都拥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
